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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唐代女效男装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可以获得更为深入认识。根据服饰装扮的不同特征，唐代的男装女子主要分为三类：其一，完法男性装扮；其二，部分效法男装，部分保留；其三，胡服胡帽装扮。纵向考察女效男装在唐代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其产生及消长的背景和原因大概是：其一，唐代勇于进取的精神构成了时代大背景；其二，唐初大量胡人入唐是其直接原因；其三，唐人特殊的审美眼光是 现实的原因。唐代女效男装，曾被视为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但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实。因为身着男装的女子绝大多数是服务于宫廷皇室及达显贵的侍女，她们身着男装完全是为了满足主人的审美眼光，而非出自个人好恶。安史之乱以后，女效男装现象骤然消失，尽管后世王朝宫廷中也曾出现男装袍服的宫女甚至女扮男装的，但其影响上显然不能与唐代相提并论。吕师孟是南宋晚期的"吕氏事集团"的成员之一。身为被文天祥点名斥责过的南宋降臣，吕氏家族入元后的处境颇为尴尬，传世文献中的甚少。年出土于苏州的吕师孟墓志铭，完整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宦迹及姻亲状况及其入元以后的发展轨迹，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墓志铭显示，吕师孟为吕文福而非吕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吕师孟除了与南方故交继续交往外，还与北方的大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关系。吕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铭中的形象迥异，盖由文献性质和作者立场所决定。同时，该墓志铭记载了南宋驸马杨镇的家庭信息，亦不见于传世文献。墓志作者为宋元之际的诗人方回。该文不见于方回的传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录，是一篇珍贵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状况的重要。秦汉时期在渭河上建造了若干座桥梁，依据其彼此的空间方位关系，后世分别称之为"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渭河三桥的修造对于关中的交通有着极其重要作用。"中渭桥"社科院考古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12年上半年在汉长安城正北发现并正在进行发掘。而此次在西安未央区王家堡村发现的古桥位置恰好位于汉景帝阳陵正南方，与文献记载的汉东渭桥位置相合；在咸阳钓台镇马家寨村发现的木梁结构古桥，位置上正好位于汉长安城与汉武帝茂陵之间，与文献记载的西渭桥位置相合，因此我们认为王家堡古桥和马家寨古桥分别是汉东渭桥和西渭桥。如此则秦汉时期渭河三桥全部有了着落，为学界了解和研究秦汉桥梁建造及关中交通有重要意义。《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发现很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古籍，尤其是在阴阳数术领域有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一篇记述了以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等占算战争胜负的方法，在这篇文献中有用竹简拼合起来的一幅"八风图"，这幅图中标明八个方向对应"八风"的名称，并以此为占算依据来判断"客""主"双方在战争中的优势，"八风"的名称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既有对照又不尽相同。拼合"八风图"的几支竹简残损比较严重，有将近一半的竹简残佚，竹简整理者之前了很好的研究并尝试了复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勘，对"八风图"部分进行了重新复原，并对此图的各部分了相关说明。而文中提出的一些设想，也有待银雀山汉简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来验证。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青铜镞出土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形制多样。各种不同类别的镞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在不断地演化。这种演化有鲜明的特征。镞的基本功能是杀伤性，但也有并无锋刃的镞。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文献中有镞有"八矢"的记载，但却没有具体的形制规定，通过考古出土的镞和发现的文字、青铜器上的画面，可以对文献记载物证，考证出哪些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八矢。迄今发现六次8件举世罕见的禁类器物均属商周时期，见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陕西宝地区的三次，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和湖北荆州江陵望山楚墓。材质中铜禁7件，木禁1件。分析禁类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断代、同出器物、禁上器物等，从中可以看出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云纹铜禁的起源、发展的脉络，或可归入陕西宝—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湖北江陵这条传播线路。深圳大鹏所城较完整的保存了清晚期及民国时期的不同建筑群体，其中将府第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其建筑形制、结构、装饰装修方面颇具特点：1.平面结合紧凑，类型丰富，组合较灵活，结合了中原地区四合院落殿堂式结构的组合特色，也反映了岭南山地建筑特点；多采用密集、方形的平面和空间布局；厅堂与天井结合紧密，室内外连通，形成了外封闭、内敞的建筑空间；具有多样的建筑梁架结构，集中了北方建筑的抬梁式构架、南方的穿斗式及岭南建筑常见的梁架法，表现了南北建筑文化的大融合；外观朴实又有岭南地方特色的精细灵巧的内部装修。陶瓷供佛器是历代供器中一个重要门类，元明清时期生产了大量的陶瓷佛教供器，其中不少保留了完整的组合陈设形式，如元"三供"、明清"五供"等，成为供佛器的重要研究。本文系统梳理了历年的考古发现和各博物馆所藏传世，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元明清时期组合式陶瓷供佛器的特征及组合方式的发展演变。河北省博物馆收藏有辛亥元老王葆真的夫人汪芸女士的一封信函，笔者曾结合相关文物史料，考证出汪芸女士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招收的首届状元。后来，笔者读到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的传记，自述早年报考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届，入学成绩"忝居 "。由此，对先前考证的汪芸为首届入学名的结论产生疑问，究竟谁是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首届状元?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重新考证后认为，因清末女学初兴，生源有限，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创建之初，先后在北京、、天津三地分别进行招生及，且分别记录名次，故首届状元非汪芸一人，而是三地各有一名成绩者，分别为汪芸、葛敬诚和沈亦云。而三状元之沈亦云、葛敬诚又分别居部、第二部等毕业生之列。